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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奇人:蛮荒之地的悟道,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

(2020-06-12 07:30:0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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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

文化

明朝

分类: 随感杂谈一

大明奇人:蛮荒之地的悟道,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大明奇人:蛮荒之地的悟道,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

在溪水边,王阳明头上生出的白发倒映在水面上,而这时,他才三十六岁。他愕然不已,做诗感慨:“年华若流水,一去无回停。悠悠百年间,吾道终何成?”答案终于从心底升起了。

《阳明先生年谱》记载:“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,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,不觉呼跃,从者皆惊。始知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,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”他到底悟到了什么?

根据宗教学的研究,这样在寤寐中,不觉欢呼的体验,反映了人在恍然大悟之际的愉悦感。在这一刻,他得到了他一直想要得到的终极答案。按照《传习录》中所载,那就是“心即理也。”

这是儒学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心学从此诞生。

一般而言,朱子学之要归于理,故为理学;阳明学之要归于心,故为心学。关于理学与心学之别,各方论述已多,本文对此,不做解析。在此,要问的是,阳明之悟为历史带来了什么变革?

那就是,儒学第一次放弃了“得君行道”的观念。一次在儒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,即将展开。

王阳明得出的答案,来自于他的切身体验,而非单纯的哲学思辨。按照他自己所言,“从百死千难中得来。”这个“百死千难”,无疑就是他在龙场驿悟道之前的经历。

之前,他孜孜于“得君行道”,然而,他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,实际上是一个“治”没有“道”,“君”也没什么“理”的世界。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里,他坚持“治道”以“得君行道”为先决条件,无疑是缘木求鱼。

龙场驿悟道后,他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态度,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他不再“求理”于君,而有了“求去”之意。

《龙场生问答》载:在龙场,他收了一些弟子,其中有人问王阳明,为何要“求去”?王阳明答:“君子之仕也以行道,不以道而仕者,窃也。今吾不得为行道矣。”不仅如此,王阳明还反思了他之前的莽撞行为。

他认为,正德皇帝即位后,对于他来说,乃是“当遁之时”,而他却冒进上书,不仅于事无补,反而使得刘瑾“大肆其恶”,“是将以救弊而反速之乱矣。”

他还反思说,上书之时,他入仕未久,乃是“进身之始”,而且“德业未著”,不应“汲汲于求知”。

简而言之,王阳明认为,之前的他,可以说是自取其辱,因为他错判了这个现实世界,以及当时自身的能力和影响力。

对此,他用了“失身枉道”四个字。这是很严重的自责,他痛切地承认了自己之前的失败。

那些弄权之人又如何呢?正德五年(公元1510年),刘瑾倒台,受磔刑而死,身败名裂。那些曾为他的党羽之人,不是被处死,就是被撤职。

正德十六年(公元1521年),正德皇帝病死。弥留之际,他对身边的司礼监太监说:“天下事重,与阁臣审处之。前事皆由朕误,非汝曹所能预也。”也就是说,他承认自己是个失败的皇帝。

但是,这个败坏的现实世界,不会因此得到改变。在接下来的年月里,依然有一个又一个的皇帝、重臣或身败、或名裂,或身败兼名裂。他们全都不能在事业上获得有意义的发展。

对此,史家黄仁宇曾分析说,出现这种情形,“断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”,根本原因在于“制度已经山穷水尽,上自天子,下至庶民,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。”

在一个世道和人心全都千疮百孔的时代里,无论任何人,只要不甘于沉沦,就必然要面对这样的拷问。王阳明给出的答案是,以讲学救世。

对此,后来他曾这样解释讲学的目的:“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,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,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……以跻于大同。”

换言之,世道之衰,在于学道和治道都已步入歧途。在皇权的扭曲之下,人竞相徇物之“学”,终至于人皆忘己,至于人的消灭。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,唯有从根本入手,致力于人的发现。

如果把“得君行道”的观念和王阳明的讲学之说加以比较。我们可以发现,他所提倡的讲学,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形式。讲学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,无论是孔子的“弟子三千”,还是从宋代兴盛起来的书院教育,都属于绵延不绝的讲学之风。但是,王阳明所提倡的讲学,和先儒的讲学相比,两者之不同,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,那就是把“行道”的先决因素,从君主置换为了每一个个体,或者说,把这个先决因素从庙堂之上,置换到了民间社会。

这是革命性的变化。所谓“致君尧舜上”,无非幻梦而已。不必“得君”,一样行道。

现实世界再次对王阳明开了一个玩笑。如果说,在龙场驿悟道之前,他是急于“求上”而不成;那么,在龙场驿悟道之后,他是想要“求去”却不得。

刘瑾伏诛后,王阳明离开了龙场驿。归路与来路相同,每到一处他都会涌起很多回忆。一路上他共做诗二十多首,这些诗作多有隐逸之意。

以《睡起写怀》为例,他在其中写道:“道在险夷随地乐,心忘鱼鸟自流形。未须更觅羲唐事,一曲沧浪击壤听。”

“击壤”即《击壤歌》。歌中所咏的,是一个不需要皇帝,但很美好的地方,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!”

但王阳明此行却不是去击壤之地,而是前往上任庐陵县令,从此开始了他长期任职江西的生涯。

正德十一年(公元1516年),他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,受命巡抚南赣及汀、漳,之后又巡抚江西。

正是在这一期间,他创下了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功业,平定宸濠之乱。当时,宁王朱宸濠叛乱,王阳明以只及朱宸濠一半的兵力,一日之内攻下南昌,随后,又在鄱阳湖大败叛军主力,生擒朱宸濠。

很多人称赞王阳明用兵如神,但他却对这些功业不以为然。在战场上,他写信给门生:“破山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。”他说,他最在意的是讲学之功,“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,以收廓清平定之功,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。”

这让他的讲学方式别具一格。如他所言,“吾所讲学,正在政务倥偬中。”战阵之前,可以讲学。《阳明先生年谱》记载,平定宸濠之乱时,他依然讲学不辍。每有战报传来,他就当场处理,然后,继续讲学。前线部队陷入苦战的消息传到案前,举座皆惊,王阳明稍作处理,归座讲学。生擒宁王的消息传来,王阳明行赏完毕,继续讲学。

事后,有人问王阳明用兵之术,他回答:“若用工夫于良知上……临事心不动。若由此不动心,则自能应变。”

街市之上,可以讲学。《传习录拾遗》记载:“一日,市中哄而诟。甲曰:‘尔无天理。’乙曰:‘尔无天理。’甲曰:‘尔欺心。’乙曰:‘尔欺心。’先生闻之,呼弟子,曰:‘听之,夫夫哼哼讲学也。’弟子曰:‘诟也,焉学?’曰:‘汝不闻乎?曰‘天理’,曰‘心’,非讲学而何?’”一个极具幽默感的儒者形象,跃然纸上。

王阳明的弟子这么记录他的形象:“先生明睿天授,然和乐坦易,不事边幅。”他又是怎么看弟子的呢?他平定宸濠之乱后,王艮拜入心学之门,他高兴地说:“吾擒宸濠,一无所动,今却为斯人动。此真学圣人者。”

越是和弟子们在一起,他就越想回乡讲学。为此,他多次向朝廷请求致仕。巡抚南赣之前,他连上《自劾乞休疏》和《乞病养疏》;到了江西后,又连番上《乞休致书》、《辞免升荫乞以原职致仕疏》和《乞放归田里疏》。

但是,他越是流露出对仕宦的倦怠之意,朝廷就越是不让他辞官。

并非是朝廷在重用他。实际上,他一直遭受着两方面的嫉恨。一方面,朝中辅臣嫉恨他的功绩;另一方面,无论朝野,均有多人嫉恨他的学说,指责他为“病狂丧心之人”。

实则是朝廷需要他的才干。以平定宸濠之乱为例,举荐他巡抚南赣的为兵部尚书王琼。当时,朱宸濠已有叛乱之相,而王琼深知王阳明之才,所以,他把王阳明一次又一次的致仕请求都压了下来。

那么,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嫉恨心学呢?根本原因在于,心学其实正在对现实世界的权力体系带来挑战。王阳明在回复那些说他“病狂丧心”的指责时,也毫不客气。他说,他乐见“致良知”之学见成效,如此,“则仆之狂病,固将脱然以愈,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,岂不快哉!”

王阳明的弟子钱绪山曾指出,其师讲学有“三变”,依次是创立“知行合一”说,教弟子“静坐说”,以及提出“致良知”说。

“三变”为学说内部的调整,本文对此并不进行学理解析。在此要问的是,这一场儒学变革,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?

那就是心学预设了对个体价值的肯定。这如一声惊雷,撼动了万千遭受现世重压的人和深陷权力旋涡的人,让他们在已经朽坏的“治道”和“世道”之外,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。

王阳明认为,一个人,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,无论他在社会中的身份高低,只要诚意向学,成圣成贤之路都会向他开启。他这样说道:“个个人心有仲尼”,“人胸中各有个圣人,只自信不及,都自埋倒了。”

在古代中国,商民为四民之末,但王阳明却认为:“四民异业而同道”,“果能……调停得心体无累,虽终日做买卖,不害其为圣为贤。”

听他讲学者,除了士人,还有众多的一般民众。其中,最动人的一个案例,莫过于他和一个聋哑人笔谈心存天理。他先提笔写下:“你口不能言是非,你耳不能听是非,你心还知是非否?”聋哑人笔答:“知是非。”他又提笔写下:“如此,你口虽不如人,你耳虽不如人,你心还与人一般。”聋哑人拱谢。他接着写道:“大凡人只是此心。此心若能存天理,是个圣贤的心。”聋哑人看了,扣胸指天。

在以往,像这样的聋哑小民,是几乎不可能进入一般士大夫眼中的,更绝无可能进入朝廷视野,因为,他们几乎毫无工具价值。但在王阳明看来,绝不能以工具价值论人。或者说,以工具价值论人,乃是对人最大的折辱。

在中国历史上,于心学之前,从来没有一种学说,能够如此肯定个体价值。由此可以说,心学的传布,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启蒙运动。

与此同时,那个“君”,在王阳明心里,是愈行愈远,乃至渐渐不见了。比如,身为重臣,他却懒得对那些所谓的朝廷大事,发表意见。他对上的奏疏,都不过是一些有关军事和地方情况的业务报告。

越是那些所谓人臣应当关注之事,他越是不在意。以迎佛骨之争为例,正德十年(公元1515年),正德皇帝命太监携盐引数万,大迎活佛,朝中官员纷纷上书劝止,王阳明也写了《谏迎佛疏》,但并未上书。后来,王阳明说道,在那个时候,他之所以打算像众人那样上书,只不过是因为“尚有些乡愿的意思未尽”。

再以“大礼议”之争为例。正德皇帝死后,因为没有子嗣,其堂弟登帝位,为嘉靖皇帝,后者却执意要把两年前去世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。数百名文官在紫禁城左顺门外大哭抗议,而嘉靖皇帝也毫不客气地施以集体廷杖,杖死16人。依世俗之见,王阳明应该在“大礼议”之争中发表意见,因为皇帝这种做法会增加各地朱氏宗藩挑战帝位的可能性,而他是平定宁王之乱的第一功臣,对宗藩叛乱体会最深。但是,王阳明对此无一字上书。有弟子多事,问他对“大礼议”之争意见如何,他默不作答。不过,事后,他在一首诗中写出了他的看法:“无端礼乐纷纷议,谁与青天扫宿尘。”

嘉靖六年(公元1527年),王阳明再一次因军务受命于朝廷,前往两广平叛。这成了他最后的征程。当时,他原本就有病在身,平叛完成后,病情恶化。次年,他在回程路过江西时,病逝于舟中。临终前,留遗言于弟子: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。”

心学的讲学之风,于王阳明身后,在弟子王艮等人的力倡下,继续传布四方。同时,也毫不意外地遭到越来越多的嫉恨。

嘉靖八年(公元1529年),嘉靖皇帝下诏,斥心学为“伪学”,加以严禁。

不过,这一纸颟顸的诏令,并不能阻挡心学继续如野火一般在人们的心头传播。在杭州、吉安、衢州、池州、余姚、南昌、金华、青田、辰州、溧阳、龙场、赣州、泾县、蕲州、宣城,各地依然无视严禁,不断建书院讲习心学,建阳明祠祭祀王阳明。

隆庆皇帝即位后,一度开明的朝廷,恢复了王阳明的名誉,也解除了心学之禁。

万历十二年(公元1584年),王阳明从祀于孔庙。

心学,为维新之学。讲学,为造就新民新社会。

史家余英时在回望这段历史时,称之为“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”。他评点说:“(王阳明)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‘良知’的方式,来达成‘治天下’的目的。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,我们不妨称之为‘觉民行道’,与两千年来‘得君行道’的方向恰恰相反,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,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……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。”

(本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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